中國文字的病因

上帝的歸上帝
科學的歸科學

( 明心 屋崙 )

日前拜讀黎智英先生發表在壹周刊《事實與偏見》專欄題為《德政》的文章。黎先生以評論香港政府恢復雙語教育的“德政”，帶出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基督教與科學的關係。黎先生認為西方的個人主義意識是科學產生的原因。而個人主義意識源自基督教，因此基督教就成了科學的源頭。接著黎先生繼續推論：“在發展中國文字的過程中，中國人的意識和文化沒有經歷過基督教的洗禮，因而沒有被個人主義意識主導，對客觀事物的表達，便欠缺西方文字的準確性，要用中文清楚準確地表達和解釋科學知識，因而便面對不少障礙了。”

關於中文的缺乏準確性及邏輯性是不爭的事實；個人主義和科學之間的關係，黎先生所言亦有一定道理；唯獨是說西方個人主義意識源自基督教卻頗有值得商榷之處。

黎先生的這篇文章倒讓我記起年前讀過的一本教科書《Social Science》，書中介紹中國文化的一章裡，刊登了這樣一幅中國山水畫：一人一騾行走在山間小徑上，人和騾只是畫中的一小點，無法辨別他們的面目。畫中著重刻劃的是山石的蒼涼雄偉，樹木的挺拔俊秀，以及白雲的縹緲高遠。教科書選用此畫的用意在於引導學生透過藝術作品，去解讀作品背後所藏的東方文化心理及哲學思想。此畫正折射出東方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人與自然的關係。人是自然之子，來自自然，也將歸於自然。因此人生的最高境界就在於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即天人合一。作者通過側重描繪自然景物，而非人本身來表達此一思想。

而在介紹西方文化的章節書中選用的是一幅古希臘時期一個青銅塑像的一幅照片，塑像名為“擲鐵餅的人”。這個銅像塑造了一個裸體男人彎腰揮手準備擲出鐵餅的一刻，古希臘藝術家對人體結構的了解之深，在這件作品中表露無遺。作品的逼真程度令人驚嘆。那一塊已呼之欲出的肌肉彷彿充滿著生命，顯示出一種人體的線條美和力量感，拿這件作品與那幅中國畫作一個比較，人們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分別，古希臘人與中國人相比更注重人本身。如果沒有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思想，一種 “我”的意識，是不可能產生這樣的藝術品的。同樣，沒有一種抽離的客觀觀察事物的能力，亞里士多德又如何能寫出一部部數學、天文、化學、物理、生物、哲學等方面的專著？

綜上所述可見，個人主義的意識以至科學的萌芽，都已在耶穌誕生前五百多年就出現在古希臘文化中（或更早），因此，個人主義意識不可能源自基督教。

基督教非但不是現代科學的催生者，更是它的大敵。從哥白尼的日心說到達爾文的進化論，那一次教會不是對之深惡痛絕，必欲去之而後快？公開挑戰“三位一體” 論的塞萬提亞醫生，被加爾文施以慢火酷刑折磨三日至死；哥白尼被活活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上；同情他，發明了近代天文望遠鏡的伽利略被囚禁至失明才獲釋；達爾文是天才們中最幸運的一個（終其一生他都受到教會人士的謾罵、侮辱），幸運在他生在文藝復興後的歐洲。所謂文藝復興就是向古希臘人文精神的回歸，通過向人本主義的回歸，“天賦人權”取代了“君權神授”，人權、人道主義的思想開始萌芽，為日後的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以至工業革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沒有文藝復興運動打破教會對人們思想的桎梏，今天人類的自由繁榮和科學昌明是無法想像的。

究竟中國文字的病因，是否如黎先生所說“沒有受到基督教的洗體”，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的問題，也不在本篇的討論範圍。本文想說的是：人既有精神的需要，也有物質的需要，而宗教和科學正好滿足了人的這兩種需要。兩者是平衡的、互補的，任何一方想取代另一方，結果都將是災難性的。沒有了宗教的科學，只能把人變作機器，或淪為機器的奴隸，但若宗教試圖或主宰人類的一切社會活動（人類並非沒有做過這種實驗），“黑暗的中世紀”就是最好的範本。

讓上帝的歸上帝，科學的歸科學吧。